藝術史與視覺文化導論

Deborah Cherry, “Art: History: Visual: Culture” 2005, Wiley-Blackwell.

文：黃銘樂 Danson Wong

藝術史和視覺文化一直是激烈爭論的話題，兩者都是期刊、出版商、研討會和課程的焦點。如果說藝術史在權威中的地位更長，那麼視覺研究 (Visual Studies) 或視覺文化研究 (Visual Culture Studies) 則出現得更晚。作者Deborah Cherry從書中第一篇章便以一個介紹性的開端，處理視覺文化的發展脈絡及歷史，提出兩者之間的關係更大的考量：藝術史和視覺研究是截然不同的、對立的還是互補的領域？視覺研究是如 W.J.T. 米切爾提出般，作為一個危險的補充嗎？雖然它可以擴充藝術史，但也構成了取代它的深刻威脅嗎？或者，只是介入藝術史中，作為更廣泛圖像領域的另一批判方法，但它的方法到底與藝術史不同的是什麼呢？作者Deborah Cherry從書中第一章體現出學者們與不同學派對待兩者的態度與關係，從中解釋作為編輯的他是如何介入視覺文化的批判方向。

1. 討論背景

七八十年代一系列的事件，包括女權主義、戰後社會主義的介入、轉向符號學、精神分析和米歇爾·福柯知識生產與權力批判理論等，加速了對藝術研究領域的變革步伐，各種衝突的分支被捆綁在一起形成「新藝術史」的主張。自從 19 世紀後期作為一門專業學科形成以來，藝術史一直在修訂中，人們對它的出現、它的歷史、形成、文本進行了大量的重新評估，導致如唐納德·普雷齊奧西（Donald Preziosi）所說，「現在的藝術史是新材料、方法、技術、制度、社會模式、思想體系的巨大集合，以及全球流通系統使藝術史領域的擴展更廣泛、多樣化的方法論，更甚是對經典樣式的指控⋯⋯其結果是，藝術史現在包括對視覺文化的研究，當中的攝影、設計、圖像和電影受到更多的考察關注。」但這並不是說兩者已經解決了它的矛盾，或者安定舒適地共存。關於藝術史的本質、跨學科之間的研究邊界、它與視覺文化之間對程序、優次和方法等，仍然是爭論的要點。

2. 視覺文化的起源背景與新提倡

大約十年前，湯姆·米切爾 (Tom Mitchell) 在為視覺文化的學術辯護時，稱它為「一門新的混合學科」。在促成 Art Bulletin 一系列挑釁性的視覺辯論之時，他再將視覺文化確定為「一個跨學科界線的匯聚和對話場所，有可能成為一個無紀律區域，是動盪的，是對既定學科領域邊緣的不連貫性進行批判對話。」如果視覺文化與「跨學科」製度的壓力有關，那麼它也被認為是超出了藝術學科的視野。主要支持者之一尼古拉斯·米爾佐夫 (Nicholas Mirzoeff) 將視覺文化描述為一種「後學科的學術策略，是一種流動的結構，由此提出對新視覺媒體的問題來重新理解及定義。」而W.J.T. 米切爾在 2002 年將其判定為「一種非學科練習領域」，以關注被視覺藝術或媒體學科排除在外的通俗視覺性或日常視覺領域」。由此可見，視覺文化提倡者都認為它並不是一個固定的領域，甚至是反領域的。

對於尼古拉斯·米爾佐夫 (Nicholas Mirzoeff) 而言，視覺文化新主張的方法，既是針對後現代媒體，又是對 20 世紀末日常生活中日益強烈的視覺主導傾向，以及對這些視覺現象的廣泛全球影響作分析。然而，這種斷言馬上遭到了反駁，當代文化中更多的是文本主導而非視覺主導，即是由「信息文化」引導出視覺性，並非相反。而 W.J.T. 米切爾創造了更有說服力的術語 —— 「圖像轉向」，此後修改了這視覺主導概念，並指出「我們這個時代假定的『可見』霸權實是一種幻想，它已經過時了。」

另一條發展軌跡我們可追溯得較遠： 在 Michael Baxandall 1972 年的藝術史入門書《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與經驗》，以及 Svetlana Alpers 1984 年《描述的藝術》對十七世紀的荷蘭藝術的研究當中。Svetlana 宣稱：「那時我打算研究的不是荷蘭藝術史，而是荷蘭視覺文化 — — 一個我欠 Michael Baxandall 的術語」意思即是她早從Michael Baxandall 的研究身上察覺到有視覺活動的研究傾向，兩位學者的著作都專注於視覺素養和視覺愉悅，對所有光學設備都很著迷，以及特定社會群體發展的感知模式。

以上得出的結論是，隨著20 世紀中後期圖像在各處激增，構成了人們對視覺活動理解的需求，這並不再是文本主導的研究，亦不僅限指向藝術品生產。此處與前述W.J.T. 米切爾的「圖像轉向」想法是如出一徹的。

3. 視覺文化與藝術史的兼容與衝突

直到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視覺文化才在學術規劃和出版中脫穎而出，並與藝術史發生了一些兼容與衝突。Chris Jenks 在出版了幾本關於視覺文化的書，寫於當前互聯網的擴張、普及和數字媒體的快速變化之時，認為視覺文化只不過是擴展的藝術領域及其歷史。他寫道「在學術界視覺文化是一個通常用來表示繪畫、雕塑、設計和建築的術語；它表明了對以前包含在美術定義中的內容的現代晚期擴展。」

John A. Walker 和 Sarah Chaplin 採取更廣泛的方法，將視覺文化置於原有藝術史中擴充，是有關作為 (1)「藝術社會史」的更新、(2) 延伸對設計史與技術的生產制化分析、(3) 電影和新媒體藝術的擴張、(4) 受伯明翰文化研究影響，即對特定群體的多元表現研究。在這種觀點下，視覺文化可以被理解為解決對藝術史發展困擾的回應，甚至是對衝突的解決。最終導致如Adrian Randolph 般將視覺文化視為一種對藝術史進行「開放的重新排列」，允許以非等級方式來選擇視覺研究對象，以及對「圖像轉向」持開放態度。

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為視覺文化是一種對過往藝術史方法必要的背離，這是由於過往藝術史未能與當代和近期藝術互動，又未能與日常生活聯繫起來，又無法解決現在對過去的連繫，或者更重要的是抨擊過往藝術史精英主義鑑賞問題。

對 Irit Rogoff 來說，視覺文化質疑藝術史的傳統程序、它的鑑賞力和「一雙好眼睛」的態度，即作為美學傑作創作的記錄，構成了藝術史上的經典鑑賞，取而代之的，是對具體知識、有爭議的意義、物質價值形成、觀看活動的文化，以及視覺在慾望結構形成中的作用。如果對某些人來說，視覺文化提供了一個急需的新方向，那麼對某些人來說，就會是一種背離。視覺文化處理的視覺與圖像元素，或許更像一種「圖像史」，代表了一種遠離藝術史的趨勢，不再以西方的藝術卓越作為中心，更廣泛地理解產生背後的歷史環境與人文活動，以及不同情境中的潛在意義。

4. 對視覺文化的質疑

然而，爭論並非僅僅歸因於藝術史傳統方法問題，也有指向視覺研究中的「跨領域」手法實際上會忽視視覺媒材的複雜性和特殊性。Tom Crow 對視覺文化的批評一直是有關實質手法的問題 —— 如果視覺文化從美術橫向延伸至傳單或恐怖視頻，那麼它的垂直深度則會是狹窄的。他指出強調「視覺性」是現代社會的「視覺迷信」，視覺文化毫無疑問地接受藝術討論的假設都在視覺表現及視覺功能來定義的觀點，亦是高度依賴西方現代性的假設。對Tom Crow而言，只關注圖像或會將藝術失去更多可能性，是對藝術實踐的誤解和歪曲，導致未能認識到藝術在西方文化中憑藉對其自身視覺性的對抗而獲得了高度的自我意識 —— 明顯的例子就是如概念藝術追求「撤回視覺」等特徵的主要藝術運動，以及各種超越「圖像樣式」的藝術實踐。Tom Crow 的觀點建立於反對將藝術史走上「圖像史」傾向的研究，認為將藝術視為圖像實際上會失去很多：「將藝術平面化地視為圖像研究確實意味著去技能化」。

Tom Crow 最終的擔心是視覺文化需要消除差異，卻將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拖入西方現代性下設計的泥潭。Mieke Bal 沿上述對視覺性的批判提出，藝術史或視覺文化仍然離不開一種西方的「視覺本質主義」，就是西方現代性中把物質與視覺作為藝術價值的標準。露絲·菲利普斯 (Ruth Phillips) 在此也提出視覺文化和藝術史的視覺本質主義對文化活動中的演講、舞蹈、音樂、儀式和表演均沒有反應。在此意義上，菲利普斯質疑視覺研究儘管像是解決了藝術史精英主義，實際上只是將各式各樣未被列入「帝國之眼」的東西轉化為「無形之眼」鑑賞，是沿著西方藝術史中視覺形式作為美感天賦象徵的延伸補充。

5. 視覺＋文化：可能的關注方向

上述學者們的爭論指出了對強調視覺的問題，而作者對視覺文化的觀點是重點指向後聯中「文化」的部分 —— 「文化」滲透到人類學研究生活方式的發展，亦即是視覺文化在其手法的重要性是在於「不再按照歷史模式，而是按照人類學模式」。在 80 年代，「文化」成為一個特別政治化的領域，在一系列相互競爭的權力領域中展開，從政治到學術，從企業身份到視覺藝術。雷蒙德·威廉姆斯 (Raymond Williams)在《文化與社會 1780–1950》中，闡明了「文化」在相互衝突的定義，是從「自然生長的趨向」（如在農業中）到後來它的意義指涉的是「道德和智力活動的獨立主體」和作為「一種完整的生活方式」之間的關係。他寫了文化發展是與階級和民主的相互作用，以及在少數民族文化和大眾文明之間的漫長過程中反覆上演的爭論；當中包括大量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框架，談到「傳統典雅文化」的喪失和「工人階級文化」的問題；並以烏托邦式的方式對「共同文化」作結，「文化」最終由所有人共同承擔。

「文化」在20世紀末走向的是「文化多樣性」以及「多元文化主義」，作者對視覺文化的學術研究更傾向此框架，而非前述的「視覺本質主義」問題。文化領域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曾短暫地爆發過，特別就性別、種族、消費、意識型態、全球化的討論。至少在英國，「文化」已經進入公共政策，工黨政府成立了「文化、媒體和體育部」，負責監督博物館、圖書館、廣播、遺產、藝術、體育、彩票、旅遊和休閒產業。英國工黨政府的第一任文化部長克里斯·史密斯 (Chris Smith) 讚揚「文化」中對社會包容性，以及它展現身份和鞏固社區的力量。

作者作為視覺文化書籍的編輯，正是以「多元文化主義」的研究框架打開來，所關注的不僅是視覺效果或視覺形式，更甚是調查視覺性背後的文化討論，包括機構文化、生產活動、政治體系、市場經濟、權力階級、意識形態、全球化、民俗風情、物質文化、性別、流行文化、宗教文化、媒體文化、亞文化⋯⋯ 以下就是其中作者在書中收編文章的大致方向，作為視覺文化研究的可能性。

• 展示與觀看活動 — — 凝視制度與權力關係
• 視覺效果、宗教與民俗活動
• 帝國之眼與非西方
• 科學發明、圖像與知識論
• 視覺體驗、空間與身體感官
• 視覺的社會實踐與表現
• 視覺文化對美學和藝術哲學的思辯

由此，作者意識到被定義為視覺性的事物一直在不斷變化，而分析它們各種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再者，藝術史與視覺文化走的是不同而平行的軌道，雖然他們可能共享理論和方法，但他們擁有不同的技能和程序。與歷史不同，視覺文化的橫向廣度可以推翻支撐藝術研究的價值等級，他們的利益既一致又分歧，更重要的是如何走向多元匯聚且開放的可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