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殖民與文化自治的實現問題：Genius Loci 的文化本真性偏見

聖保羅藝術博物館（MASP）在2015年重新安裝了由建築師Lina Bo Bardi設計的著名水晶畫架展示，最初是在1968年MASP新建築的開幕典禮上首次亮相的畫架安排，旨在與博物館的開放建築對話。水晶畫架被認為是具「去殖民化潛力」，消弭「文化傲慢」，作為巴西文化中現代美術作品的傳統展覽設計的替代方案。

Bo Bardi的藝術史方法：Genius Loci

這個「去殖民化」的議程，時空回到1960年代晚期MASP所面臨的情境，考察這個巴西現代性的問題與遺產。MASP的首任館長Pietro Maria Bardi的策展理念是基於他在家鄉意大利所獲得「文化資產」的理念，因此，當時為巴西創建現代藝術敘事時，他通過選擇性地融合當地通俗（local vernacular）文化和歐洲思想。由於他的意大利出生和培訓背景，Bo Bardi遵循了西方藝術史的傳統原則，混合了從黑格爾到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的不同理論影響，堅信種族和國家性格直接影響文化，並致力於一個以藝術風格的上升和衰落為特徵的進程式的藝術史（progressive art history） 。他打造了一個基於西方藝術史史學的巴西現代主義敘事，支持「genius loci」的信念 — — 相信通過通俗、本地形式和材料，藝術品才能達至普遍性。

在開幕展廳，教育展示、形態展示櫥窗和繪畫館相互闡釋著Bo Bardi所稱的「面向大眾的形成性經驗」 — — 如通過將物質文化、設計物品和藝術品並排擺放，以教育面板的標籤圖像，而畫作沒有牆所支撐卻是如「漂浮」般固定在鋁管上 — — 意圖是破壞博物館的神秘氛圍，將藝術作品呈現為能接觸到日常作品（work）有待激發。

Bo Bardi的藝術史偏見：文化真實性與國族性的交織

然而，繪畫館與出版物中，風格上安排成為了一個疑問，Bo Bardi將意大利哥特式作品放在前排，然後是文藝復興大師，然後是畢卡索等現代畫家，而拉丁美洲畫家的作品放置於後排其他現代畫家的作品。整體結果巴西現代性還是進入了一個西方藝術史的漸進敘事，反映了Bo Bardi藝術史觀念偏見，與他的歐洲中心主義背景分不開 — — Bo Bardi認為充分欣賞一件藝術品，需要在歷史上將其與其他藝術品相連接，而藝術的普遍遺產無論在風格上都是顯示過去形式的延續。因此，地方性形式的延續作為了Bo Bardi 捍衛巴西現代形式的方法，就是對地方上的古典與傳統延續 — — 然而文章指出其「古典觀」實際上是義大利視覺論證的，這個問題早於1933年他在阿根廷舉辦了類似的展覽，隱含著宣傳現代意大利的雙重政治文化目標，作為當時法西斯政權試圖通過義大利民族性來擴大其國際影響力的一部分。對於Bo Bardi來說，真正藝術的特徵是其表現出當地特色或精神，這也是法西斯義大利對藝術辯護的論點，宣稱其現代表徵與帝國和教宗羅馬的傳統之間存在直接血緣關系。

在1970年，Bo Bardi試圖引入這模式於巴西，在《巴西新藝術簡况》出現「對巴西藝術領域最佳作品的調查」部分，當中分為三個主要類別：土著藝術、鄉村的民間藝術和文明藝術（indigenous art, popular art of the countryside and civilized art）。Bo Bardi的主張在巴西的現代化上結合了有關「自主性 — 民族性 — 國族身份」的關係，亦為有關「文化真實性」的疑問，他曾言：「巴西必須選擇要成為一個在文化上自主的國家，要建立在自己的基礎上，還是成為一個不真實的國家，以複製自進口和不適當的系統，成為其他國家文化的偽裝版本⋯⋯ 巴西應該成為一個能夠積極參與全球文化交流的國家，同時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而不是渴望模仿其他地方的環境、區域和氛圍。」

文化自治的現實：文化純潔 vs 文化混種？

如此文化自治的現實，除了義大利影響之外，主張當中強調巴西需創造「原創藝術」（original art），這提出了一種有問題的文化純潔觀念（cultural purity），是一種對「質樸、未受污染」的本土通俗文化的浪漫。於是，Bardi的文化倡議旨在激活鄉村的物質文化與流行文化作為巴西藝術的現代性。回到展場，Bo Bardi所稱的文明藝術成為永久展廳，名為《巴西人民之手》，展示著當地的手工藝品、生活物質品，將其定義為巴西「純粹藝術的盡頭」（Art for Art’s Sake），目的是保證了它是自主和本地的。他理論化地認為土著和通俗性的藝術是合法的國家現代藝術，隱含著前提文化是種族的直接產物，代表巴西的「genius loci」。

Bo Bardi基本上忽視了殖民時期的藝術，並大致將19世紀的學院派和新古典主義藝術視為虛假和模仿。相反，他把敘述集中在20世紀20年代的前衛藝術於各地的轉化轉型上。為了主張巴西藝術家能夠在不失真的情況下對歐洲主義進行適應，Bo Bardi以詩人和音樂家Mário de Andrade 和 Heitor Villa-Lobos 代表「國家精神，充滿自信，擁有某種自我獲得的品味、聰明和真實性」。這些藝術曾是意大利未來主義運動的核心，亦曾參加聖保羅1922年的前衛文化活動「現代藝術之周」。Bo Bardi描述這群先驅者，「大膽提出革命性的解決方案，給舊式的學院主義造成了致命傷。」這次前衛活動被稱為提供巴西藝術家一個模範，使他們在「四個世紀的害羞服從歐洲藝術模型之後」能夠創造出真正的巴西藝術。於是，Bo Bardi成功地創造了一個關於巴西現代主義的敘述開端，既易於與歐洲現代性作相對照，又被渴望現代性的巴西文化所接受。

可見，他構建了一個基於歐洲的地方精神、前衛和獨創性概念的巴西現代藝術敘述，既反映了西方現代性和藝術史的模型，亦從中融入具有獨特的國家特色及民族性。

Camila Maroja, “Displaying Whose Modernity? The Bardis and the Museum of Art of São Paulo” in New Histories of Art in the Global Postwar Era Multiple Modernisms, Edited ByFlavia Frigeri, Kristian Handberg